碎的念

没钱的获罪之人就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如司马迁为李陵降匈奴一事辩解，触怒武帝，下狱当死，因为拿不出五十万钱赎死，只得接受腐刑。钩弋夫人的父亲和司马迁一样，没钱赎罪，又不愿死，就受了宫刑。司马迁入宫做中书令，钩弋夫人的父亲为中黄门。[插图]苏文也是中黄门

《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 — 谭木声

李氏外戚集团诸多已被证实的骨干，都是腰斩，如丞相刘屈氂、马通兄弟。而苏文则是被“焚于横桥上”，横桥正对长安城北门，跨越渭河，是交通要道，在此被公开活活烧死，是相当残酷的刑罚，并不见于汉律之中。武帝对他法外施刑，几近于泄愤。可见他在某一利益集团中地位极高，所起的作用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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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身边的近侍苏文竟然被活活烧死。之前的许多事中都有苏文的身影，他有若干敌对太子的行为，如：诬告太子淫乱后宫，闻天子生病而有喜色；被天子派遣“助”江充搜查后宫；逃奔甘泉告变。但是现有史料始终没有说明清楚，苏文这一切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没有巨大的利益推动，谁敢蹚“易储”这趟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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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相关史料的记载中，有一个身影在巫蛊之祸前后的诸多相关事件中屡次出现，给后人留下诸多谜团。向天子进太子的谗言之人中有他；与江充一同调查巫蛊之事有他；太子起兵后，逃向甘泉宫报信之人中也有他。他和事件的关键人物江充一起被武帝下诏定罪，死法尤为奇特。他的身影屡次出现在这场政治风暴中，他这些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他在谋求谁的利益？这个人就是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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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元帝并没有听进其父的教导，果真“纯任德教”，放弃儒法兼用的汉家制度，单以儒家学说切入现实政治，“独尊儒术”可说是在元帝手中才真正地实现。所以元帝也被后世学者称为“彻头彻尾儒化了的皇帝”。[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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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一朝，丞相、御史大夫一职几乎全由儒生出身者担任，这展现了重儒术、任儒生是宣帝治国思想的一面。但是这只限于外朝官僚体系，内朝官员多由法吏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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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原有的官僚集团突然崩溃后，依靠出身的渠道失效了；一段时间内国家不再大事征伐，军功也少了；行政能力就成为甄别人才的重要手段，儒者所学本就是治国理政之术，读书也就成为社会中下层唯一的晋升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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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张贺和张安世的父亲张汤虽是酷吏的代表，但是后人已有转入儒术的倾向。刘病已少年时已接受张贺安排的儒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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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敞出身好一些，祖上是高祖时的郎中骑杨喜，因在乌江边抢得项羽一肢，封赤泉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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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一朝，天子“多欲”，而外朝行政有一定的规矩与程序，天子行事难有如臂使指之感。再加上对外征伐之事多涉紧急与机密，也不能以常规的行政体系来应对，于是他便不断扩大身边近臣的权限范围，内朝便逐渐成为决策中心，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成为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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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多以为宣帝是“中兴”之主，躬亲万机，不会有外戚之失，西汉末年外戚之祸乃是起于元帝、成帝之时。史家杨树达却指出：“然则元帝之信任［史］恭、［石］显，成、哀时外戚之贵盛，其源皆自宣帝启之。当汉极盛之时，已伏家国覆亡之渐，此亦读史者所宜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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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尚书》的大家，长信少府夏侯胜公开反对诏书中对武帝的那些褒扬之辞，他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插图]他认为武帝都没有资格获得庙号。虽然最后武帝的庙号定为世宗，但是可看出批评他已经成为一股公开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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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上林苑中一棵枯死已久的树突然重新发芽，有虫子在叶面上啃出了一行小字：“公孙病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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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遂派使者至长安各狱，将长安狱中罪犯，无论轻重，已决未决，统统处死。到郡邸狱执行这个命令的“正好”是当初告发李广利与刘屈氂共谋立昌邑王为太子、行巫蛊诅上的郭穰。郭穰连夜直奔郡邸狱，丙吉闭门不纳，说：“皇曾孙在。他人亡［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郭穰与丙吉相持至天明不得入狱中，于是回宫禀报，弹劾丙吉。武帝这时已醒悟，遂说：“天使之也。”因此大赦天下，郡邸狱中连刘病已在内的所有人员方才得逃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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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可能的真相是，昌邑王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确立一定程度的自主，这27天长安暗流涌动。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当初文帝从代地来到长安，当夜就将掌管京城军队和殿中宿卫的官员换成代国旧臣，[插图]周勃、陈平等大臣没有反对。昌邑王可能也想做类似的举措，但遭到了霍光的反击。这似乎是为什么刘贺27天即被废，臣下二百余人全被杀的更好解释。从这一件事上也可看出霍光执政时期在君主权力转移一事上，对史料篡改之泛滥。史家记载下昌邑国臣子“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呼号，似乎是有意为之，为后世留下一点点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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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与霍光合作得很好。如果记载属实的话，昭帝确实少年聪明。当上官桀一党设下计谋，让他下诏收捕霍光时，他能够敏锐地发现其中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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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的上位之路毕竟疑云重重，在当时其合法性就不断遭人质疑，权威屡屡被人挑战，地位终日为人觊觎。为了维持弱合法性的地位，霍光必须一面持续加强手中的权力，一面毫不留情地消灭一切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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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写完《武帝纪》，在作为总结的赞里不敢公然批评先帝，只是委婉地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他这番心思被唐人颜师古看出来了，说班固是“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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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朝小官辅政这样可疑的安排破坏了汉家多个延续已久的政治传统：一、武帝在卫子夫死后没有新立皇后，则刘弗陵的身份既非嫡子，又非长子。他以庶少子继位，破坏了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传统。二、霍光领衔辅政，随着他在政治斗争胜利后权力的膨胀，内朝对外朝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越发破坏了西汉时期文官体系在皇帝本人领导下相对独立运作的传统。三、所谓贤臣辅政，破坏了亲疏相制的辅政传统。汉朝政治由此进入破坏既有结构、建立新结构新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虽伴有受控的杀戮、未遂的政变，但幸好是在整个社会没有遭受大动荡的情况下完成的。此后的一段历史被后世称为“昭宣中兴”，既称中兴，可见武帝末年国家实已衰败。霍光从武帝那里继承来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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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即位以来延续至今的内外政治：扰动天下、苛虐人民，盐铁、均输与民争利，漕挽、征戍虚耗天下，刑罚之重已到了“盗马者罪死”的程度。而桑弘羊在辩论中强调“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插图]这些对话清楚地表明除了国力被严重削弱、暂时不能大事出征外，武帝朝的财政和其他内政政策一直延续至此时，这个时候离征和四年（前89年）的所谓泰山“罪己诏”和《轮台诏》，已经过去了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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