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的念

“妻子具则孝衰，爵禄厚则忠衰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他在宫中有个外号叫“阿瞒”——不知是否因其少年老成或行为诡诈，故而被人以曹操命名。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西方的结果式哲学虽然削弱了政权的控制力，却不需要太多的官员，政府机构也较为简单，行政成本比较低；清朝的过程式哲学会产生强大的控制力，必须有一个复杂且庞大的官僚集团来控制社会，而社会为了养活这个官僚集团，必须付出沉重的税负作为代价。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几乎在所有中古文献中，都将“荧惑入羽林”视为兵乱的征兆，尤其跟天子禁军有关系——毕竟羽林为天军。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藩镇不受中央节制的因素之一。

唐军有自己的传承系统，袍泽之情胜过头衔。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杀子是李唐皇帝传统艺能了。

中宗为了显示无私，将亲生儿子李重润杀死。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在麻城历史中，两种特定的暴力文化模式似乎尤为突出，尽管它们并非该地所独有。一种是众所周知的英雄或武侠观念，及其更普遍、更现实的变体——好汉理想。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 罗威廉

从合肥坐高铁去武汉，会经过麻城。

霍夫海因茨从中国2000多个县中辨识出8个“温床县”，其中两个就是麻城及其邻县黄安，后者在1563年之前一直是麻城的一部分。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 罗威廉

这些地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扩散和持续成功”对这个总体模式构成了挑战，他只能推断，其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因素”对暴力革命有着非同寻常的助益。霍夫海因茨从中国2000多个县中辨识出8个“温床县”，其中两个就是麻城及其邻县黄安，后者在1563年之前一直是麻城的一部分。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 罗威廉

在政治领域，鼓动告密是破坏现有政治秩序和权力结构的有效手段。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已经建立两年，逐渐稳固，而酷吏的边际效用递减，成为统治秩序的包袱，武则天需要恢复正常的秩序。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在这种情况下，朝臣都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每次上朝之前都要跟家人诀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长安醴泉人侯思止，原来是个卖饼的，后来给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恒州刺史裴贞杖责了一个判司，判司指使侯思止诬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最后李元名被流放，裴贞被灭族，侯思止被拔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者授五品官，侯思止不满意，想当御史，武则天就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思止脑袋挺灵光，反驳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獬豸头上长有一角，能分辨善恶，会用角撞奸邪之人）武则天就让他当朝散大夫、侍御史。有一天，武则天要把罚没别人家的房子赏给侯思止，侯思止为了表示自己很忠心，说：“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插图]又获得了武则天的欣赏。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为了指导办案，来俊臣跟万国俊甚至一起编了一本叫《罗织经》的书。这是本数千字的小册子，专门教大家怎么罗织罪名。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酷刑，比如“死猪愁”“求破家”等，抓到犯人，先给他们展示各种刑具，犯人吓得自己诬陷自己。武则天认为他们很忠诚，愈发宠信。天下人则以虎狼视之。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认为，皇权与贵族权的斗争使得皇权要引进新的政治力量。比如，中晚唐时宦官的崛起，他们的权力来自皇帝，是皇权的延伸；又如僧侣，中世纪欧洲的教士识文断字，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恪守独身的原则，切断了跟大家族的联系，而在中国，佛教僧侣在特定情况下也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持者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按照英国人的记载，他们给刘亚匾的遗孀和孩子送去三百两银——他是无罪的，只不过和商馆发生过交易而已。[插图]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明朝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朝代：只重视农业，对于商业并不感兴趣。明太祖时，为了对付他最大的敌人张士诚[插图]统治过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地，针对这些地区制定了压榨性的农业税。由于农业税过重，这里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农业，改为经商，于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就在这个区域内发展起来了。这并不是政府的本意，而是极权社会的通病：当政府对于某些领域过于重视时，这个领域就会死去，而最发达的经济往往存在于被政府忽视的领域内。海外贸易上也是相同的，由于明朝政府不重视海外贸易，导致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依靠海外贸易起家的巨富。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官员们对此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他们想管，商人、小贩甚至一些官吏也会向葡萄牙人通风报信，让管理无法落实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最后，瓦剌人的首领也先竟然派了一个号称三千人的大型朝贡团前来，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他严格核对人数，发现朝贡团的规模只有宣称的五分之一，便叫人按照实际情况付账。[插图]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大规模的骑兵队伍南下。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于是发生了自己被瓦剌俘虏的“土木堡之变”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