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的念

据记载，康熙朝大小炮共造了905门，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南怀仁造的。[53]鸦片战争后，入华的欧洲人发现南怀仁造的大炮做工精致，图案雕刻有文物价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欧洲国家专门找到已经废弃的南怀仁大炮，把他们运回欧洲当文物。现在在罗马、柏林、伦敦、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地博物馆都有专门收藏南怀仁造的大炮，他的名字就刻在炮身上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后来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驻扎北京的，满语学习也都排在了汉语学习之前。从此以后，传教士和汉人士大夫的往来大大减少。很多史书中都注意到了这一转变，但大都认为这是文人士大夫在清朝以后渐渐对传教士的西方学问失去了兴趣。[59]其实不然，不是文人士子口味变了，而是传教士不再热衷于结交文人士子了，毕竟传教士是来华传教的，不是来推介西学的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上纲上线也是其来有自。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技术细节上的解释，会被杨光先抓住把柄，上升到谋反的程度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从汤若望和汉官一起打的这套组合拳中，明显能看到，在朝廷争论中，汤若望要是从天象方面加入他的解释，偏向汉官，那么满蒙官员就很难有胜算。尽管在我们后人眼中，汤若望是欧洲来的天主教神父，但是在当时的朝堂中，朝廷官员并不这样看待汤若望。汤若望会说汉语、写汉语，观测后引据的经典也全是汉人的书。在朝堂政治中，对于满蒙官员来说，汤若望不折不扣是汉官的代表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汤若望作为钦天监监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技术官员，一个边缘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在满蒙大臣眼中更接近他们认知中的巫师。顺治朝廷中，汉人官员和满蒙官员，由于政治传统和观念不同，有很多分歧。汤若望介入他们的争斗，站在汉人官员一边，让满蒙官员很头痛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董鄂氏本来是已经结了婚的，进宫来服侍孝庄皇太后时被顺治看上。因为这事，孝庄废止了命妇入宫的制度。后来董鄂氏的丈夫去世，顺治就把董鄂氏娶进了宫。满人有游牧民族传统，娶丧夫之妇，甚至娶兄弟或侄子的遗孀，并不是什么禁忌，后来很多讲究其实是满人汉化以后形成的。汤若望还记载，顺治和董鄂妃原来的丈夫还有过面对面的冲突，冲突中，顺治还打过那人一个耳光。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外来的教士好念经。

在奏疏中，汤若望先说明代建的皇宫如何选址精妙，讲了一堆风水理论，大意就是明代皇宫上合天文，下顺地利，然后结论话锋一转说：“今新建基址，乃龙脉之余气。”就是新址风水选位上不行。说完风水不好，汤若望接着讲占卜，结论是：“兹若建城，恐蹈前占，未可轻举。”最后结尾还加了一句：“事关重大，臣不敢缄默。”汤若望这样把风水、占卜的招数都使出来后，多尔衮也招架不住了，把汤若望召进宫，让他当面细讲。多尔衮听完后也只好说：“你说的是，主意定了，不作了，该你说的。”[33]就这样，一代枭雄多尔衮精心筹划的新皇宫建设计划就终止了。汤若望这份上奏不是密陈，是从公开的朝廷渠道一步步递上去的，也就是说，是当时朝堂大臣都知道的。汤若望在这样的大事上都说得上话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当时的标准很直接，你能做到自己宗教宣扬的清规戒律，就值得尊重褒奖。当时士人评判佛教、道教、回教信徒基本都是这个标准。甚至对犹太教，士人也是这个标准。清初开封大水后，那里住的犹太人重修犹太教堂，当时进士给他们写的汉字碑文，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在写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历狱始于1664年，是辅政大臣执政的第四年。从大环境上看，案子发生在辅政大臣打压汉官汉制的大背景下。就连礼部上奏建议给康熙皇帝开蒙，让他学习汉字，辅政大臣都不批准。康熙只能私下从身边的太监那里学习一点简单的汉文。[15]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辅政大臣重整了宫中的管理，裁撤了太监的很多部门，把太监放到了满人控制的内务府之中，废除了太监的权力。这样终于终结了长期困扰历代政治的宦官问题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对于为何“国治未臻，民生未遂”，顺治总结的原因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简单来说，就是用了汉族的传习，而更改了满人祖制。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卫匡国神父还带了一个年轻的华人到欧洲学习天主教。这个人叫郑玛诺，字惟信，后来在欧洲加入了耶稣会，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加入耶稣会的华人神父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大炮和西洋面孔的绑定思考并不是猜想，而是当时亚洲世界的普遍情况。有在印度的传教士就提到无论是否参与过大炮贸易，有些地方规定，所有西洋面孔的人都不能通行，原因就是西洋大炮在那些区域的使用。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1655年，也就是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递上开篇那份奏本的当年，他们盼望已久的教堂终于落成。教堂取名圣若瑟教堂。由于其位置在紫禁城东边，又俗称东堂。这座教堂今天是北京的一个景点，在现在的王府井大街74号。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范文程明白，如果大清公布的历法能切合天象，就能让老百姓在心理上接受清取代明是天命使然。因此，范文程不仅特许汤若望的教堂不用搬迁，还让他掌管钦天监，成为朝廷命官。汤若望后来和范家保持了密切来往，范文程不仅给汤的教堂捐了钱，他的女儿以及一些家丁还都信了教。多尔衮去世以后，范文程还动用私人关系把汤若望引荐给了顺治皇帝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满人使用“重”（Ujen）而不是用“汉”这个民族概念来命名“汉军”，还有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民族矛盾。因为当时在八旗的“汉军”中有很多使用汉语，但不是民族意义上的“汉人”，最有名的就是契丹人的后代，有些书中称为辽人，他们在东北的满人领地内属于汉化程度很高的一个族群。另外佟养性之后的第二位汉军旗统领石廷柱，就肯定不是汉人（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代，也有说是满人）。据《清史稿》记载，他家从他父亲一辈才开始使用汉族的“石”姓。[61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成立汉军旗也便是正式确认了大炮部队成为满人军队的特别兵种。这样1620年代以来形成的明朝炮兵与满人骑兵之间的军事平衡就被打破了。满人在其骑兵基础上建制了炮兵，军事的天平就开始向满人军队一侧倾斜了。对于这一点，史家陈寅恪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称这是“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可以肯定的是最晚至1633年，满人军队中就有葡萄牙的炮手了。这一年，孔有德带领一支明朝部队投奔了皇太极。这支部队是当时明朝最精锐的炮兵部队，由受洗了天主教的孙元化一手创建。孙氏自己就是明朝最有名的造炮专家。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鸟枪都造不出的满人，突然技术大进，造出了大炮。这个技术的跨越，史官只能感叹，没办法解释。清史学者牟润孙猜测，满人可能直接从西洋人那里得到了技术，因为负责造炮的佟养性在投奔满人之前是在北京做买卖的商人，那时他接触到了西洋人。[40]尽管牟润孙没有能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猜测，但似乎这是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满人突然能够超越明朝，自己把欧式大炮造出来的原因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包衣”是满语的音译。据清史前辈孟森解释：“包”是满语“家”的意思，而“衣”相当于汉语中的虚字，类似于“之”字。包衣奴才就是指跟主子关系最近的、家周围的奴才。[26]满人入关以后，包衣奴才专指满人权贵家里面的奴才，是整个奴才群体中地位最高的一群。后来许多清朝名人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就是康熙的包衣。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