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的念

辽朝在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地建构起一个采取二元治理体制的帝国，“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成为更理性的人：中国史的庙堂和江湖》 — 施展

宋金签订绍兴和议，金人本欲去除地位最高、反和最力的韩世忠，但韩世忠是赵构嫡系，苗刘之变时护驾有功，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的只能是非嫡系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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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朝廷只在洛阳设宫廷宿卫和北军五营，在黎阳和三辅设立兵营拱卫京师和西汉先帝诸陵寝，其余地方空间全部交给刺史、太守在本地招募的部曲私兵，为汉末群雄逐鹿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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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义大一统帝国的常备军经过时间的消磨，在一两代人之后就消退成治安维持军，所以中华文明一般不区分军队和警察，两者在历史上往往是同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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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经提到，中亚的政治史以失序为底色、有序为插曲，但是中亚的经济-社会史则刚好反过来，以有序为底色、失序为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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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萨尔特人形成庞大的商人团体，其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的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以至于“check”（支票）这个词最初是在这里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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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的自由特征，让这一地区天然地适合贸易，“自由通道”就是中亚地区的世界性历史命运，其时空破碎性造就了它的这种命运。中亚因此有了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定居城市：两河流域的花剌子模、撒马尔罕、布哈拉、玉龙杰赤，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库车、鄯善，等等。中亚的商人群体一直到到中世纪都大有作为，虽然他们要依赖于草原帝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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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地理条件，还使中亚保留下欧亚大陆周边轴心文明帝国被消弭掉的自由，这实在难能可贵。这种得以保存的自由，不仅体现在中亚草原帝国的军事贵族制始终未被赎买的现象中，也体现在中亚定居地区的诸多城市，既彼此互不统属又不长久地被外部世界直接统治的现象中。一个个城市的独立性，保障着人类最原初性的意义上的自由的存续。集权秩序在这里难以持续，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自治共同体维持着一种超越单个绿洲城市之上的自生秩序。这不是基于哲学原则人为设计出来的自由，而是人类在社会-风俗意义上的本初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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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对匈奴、唐对突厥的克服，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征服，而是等到草原帝国出现继承危机而发生内部分裂时的趁机分化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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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认为，晚唐时期贯穿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就是以牛僧孺为首的新近科举进士力量，与以李德裕为首的山东士族力量的对抗。科举取士的官僚群体，首次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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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放弃汉家制度，纯任德教，为养护民力不再将山东豪强迁移至关中，进一步促进了地方豪族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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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大同云冈石窟所见的大佛，都是按照北魏皇帝的形象开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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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汲取压力显然高出秦始皇数倍，但汉朝并未重现秦末的乱象，这既有武帝身后汉廷政策转向的因素，也说明此时中原社会已经全面适应秦制的汲取状态，耐受度远高于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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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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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中，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和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名臣朱买臣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武帝的。

《汉朝人的日常生活：长安生活指南》 — 赵燕云

及至南北朝时，牛车更是日益风行。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辇，要配12头牛。可见北朝使用牛车之盛，比两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朝如此，南朝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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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九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又称中二千石。因他们都是中央政府里的二千石，以示别于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长也是二千石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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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的秘书处则有十三个部门，即所谓十三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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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皇帝和宰相，其实各有一个“秘书处”。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之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五尚都是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算是皇帝的“秘书”。所以尚书其职权地位本不高，最先只是六尚之一。这是皇帝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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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普通百姓的猪圈与厕所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当时养猪积肥的重要手段。这与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厕所一样，属于“猪厕合一”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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