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Murmurs
碎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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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训民正音，一般被称为谚文，除了翻译汉籍的“谚解”之外（96页），最大的用处是写信。谚文写的书信叫“谚简”，绝大多数是妇女写的，男人写谚简为的是给母亲、姊妹或女儿看。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妇女都没有学过汉字，只懂谚文，情况跟日本的平假名一样。因此，谚文也可以说是女性文字。假名、谚文跟中国的江永女书的不同点是男人也看得懂，也会写。
《汉文与东亚世界》 — 金文京
中国北方语言长期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蒙文硬译体和汉儿言语可算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虽然明初以后消失了，但可能对以后的北方语言有所影响。
《汉文与东亚世界》 — 金文京
当时的北京是汉人、蒙古人、契丹人、女真人、色目人等很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他们所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语言。学者把这种语体叫作“汉儿言语”。“汉儿言语”作为口语，与书面语的蒙文硬译体虽有点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
《汉文与东亚世界》 — 金文京
哉在日语里作终助词时读かな。
秋雨に 明日思はるゝ 旅寐哉
《汉文与东亚世界》 — 金文京
胡志明的老干体跟「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有异曲同工之妙。
越南革命家，被尊称为独立之父的胡志明(1890—1969)的汉诗，聊为补充： 清明时节雨纷纷，笼里囚人欲断魂。借问自由何处有？卫兵遥指办公门。
《汉文与东亚世界》 — 金文京
言，就是我的意思，“言”和“我”的古音很近，有可能是通假。
《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 — 史杰鹏
总之，以“乔”为声符的字，大都和“高”有关。
《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 — 史杰鹏
3 月份开发的一个Chrome 扩展插件终于通过审核了。 核心功能就是你每次打开新的标签页，就能随机弹出一个单词供你学习，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自定义单词的等级，主打的是轻量化学习，即使不学，单纯作为新标签页的背景，也是够的。 名字叫 Tabulosa，玩了一个谐音梗，由 Tab （标签页）和西班牙语单词 Fabulosa （跟英文 fabulous 同义）组成。 地址如下： 主要特色有以下几点： 放几张截图：
如此众多的学子，如果考不中举人，便容易形成一股巨大的游手好闲的市井势力。所谓“蓝袍大王”，便是指穿着蓝色儒生服的秀才。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 唐元鹏
他经常用曹丞相脱裘袍给人披上的手段对待部下的能人，甚至把自己的老婆送给对方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 唐元鹏
努尔哈赤作常远状：看人真准！
虽然在他任上两年中，努尔哈赤仍然对朝廷颇为恭顺，但在熊廷弼看来，这些都是努尔哈赤狡诈的表现。他对此人似乎有一种执念，认定此人亡大明之心不死。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 唐元鹏
万历真的是抠到家了，一看不要自己掏钱就推广，但凡要自己花钱的就装死已读不回。
万历再度喜出望外，连忙下旨明确要将经营常平仓引为常例，以后接管官员必须照例奏报，并且记入考核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 唐元鹏
巡按的职责非同小可，集监察、情报、粮饷、民事于一身，有时候甚至还可以插手军务，因此巡按品级不高却有“小巡抚”之名。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 唐元鹏
乾隆不仅越来越多地使用传教士，还像康熙一样把传教士召入了他的内务府。一些文件显示，传教士又开始找内务府，而不是朝廷部门来处理他们在北京生活上的具体问题。[14]现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1760年代后，乾隆又像康熙一样，命令两广总督选送有技术的西洋人到北京。而且1778年以后，乾隆还几次问询沿海官员为什么没有有技术的西洋人前来。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事实证明，这个担忧多虑了。
康熙末年的传教士也证明了金尼阁的判断。当时传教士真正头痛的问题是中国人学得太快了，他们担心以后没有科学知识继续教给中国。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对德里格个人来说，他在康熙晚年最大的收获是做过雍正的音乐老师，而且一直和雍正保有私交。因为有这个私交，雍正一上台就把德里格从软禁中释放了，而且还任用他来负责接待雍正朝所有来华西洋使团。也是在雍正上台这一年，德里格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在北京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教堂，这样他终于能从耶稣会神父的教堂里独立出来。他建立的教堂在北京称为西堂，在现在西直门内大街上。德里格的例子就最直观地说明了和皇帝登位前的私交对传教士来说是何等地重要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所以雍和宫后来成了著名的Lama Temple。
雍正不是大众认知中一般烧香拜佛的佛教信徒，而是一个闭关打坐的修行者，而且达到了佛教内部都认可的一流境界。可以这样说，他和普通佛教信徒的差别，就像一个偶尔打打乒乓的人和国家队一线球员的差别。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福安知县巡查，整个福安县有多处新修教堂。一个小小县城，就有15座之多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研究雍正皇帝的学者黄培就提出，康熙最中意的皇子是皇三子，因为根据已知康熙晚年的满汉奏折来看，康熙联系最频繁、交办事务最多的皇子就是皇三子。[7]后来雍正登位以后，第一年就把皇三子放逐去为康熙守陵，这也反映出雍正对皇三子的忌惮。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传教士也没有特别花过功夫去接近雍正，双方尽管没有矛盾，但也没有特别的关系。前章讲到，传教士在康熙朝受到的厚待得益于他们和康熙之间的关系，那么雍正朝他们受到的冷遇，也是他们和雍正关系的体现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