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的念

从董仲舒与公孙弘提出建议一直到武帝统治末年，其间相隔了三十多年，但是儒生难以进入官僚系统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武帝统治中国的54年间，77位占据要职的高官中，只有1人（公孙弘）是通过贤良举荐制度得到晋升的，仅有1人（兒宽）是通过太学入仕的。可见，这并非进入官僚集团上层的主要途径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 蔡亮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武帝朝77位执掌大权的高官中，有39位为高官后代，其家族成员累世占据官僚集团显赫位置；有6人来自地方富贾之家；有13位是从官僚集团底层一步步爬上了权力之巅；只有6位高官通晓五经，被时人称为儒生。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 蔡亮

译者把所有谷梁的梁全部错写成高粱的粱了。

《穀粱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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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史记》中并未提及，但《汉书》记载武帝命太子刘据修习了《公羊春秋》，后太子又师从瑕丘江公学习《穀粱春秋》。[插图]《汉书》中还载有武帝之子昭帝的一篇诏书，其中称“朕……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插图]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 蔡亮

上述6名儒生从未结成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两位黄老学说的信徒也是如此。[插图]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 蔡亮

我们的发现可谓令人震惊：在帝制中国初期政治史上最耳熟能详的主角——儒生官员事实上不过是官僚体制中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在前述77位高官中，仅有4人被司马迁确定为儒生：公孙弘、赵绾、王臧及兒宽。这4个人都是精通五经中的一种或几种经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2人。朱买臣据说研习过《春秋》，被班固评价为“缙绅之儒”（字面意思是一个宽大的衣带上插着用于记事的笏板的儒生）。[插图]《汉书·艺文志》将孔臧的文学著作归入儒家。尽管司马迁没有明确将孔臧认定为儒生，但他们的同时代人大概还是视之为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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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朝77位身份可以确定的高官的仕宦模式表明，构建官场等级制的主要标准是世袭高位、军功、理财专长与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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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行政能力，包括治狱、抑地方豪强与平盗匪、征税等，是官员升迁到官僚集团顶层的重要资历。在32位出身寒微或背景不详的官员中，12人主要凭借其政绩升为高官。[插图]这些人一开始都是在县中为吏（司马迁称之为“刀笔吏”），因为他们在法规方面的专长而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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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人受到普遍鄙视，牟利被视为不道德的年代，任用理财专家并将商贸纳入政府财政策略在西汉具有重要意义。[插图]司马迁评论道：“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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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武帝重视理财方面的学识。东郭咸阳、孔仅与桑弘羊都来自富贾之家。他们的理财专长对他们晋升高位助力尤多。著名的盐铁专卖政策促进了政府收入大幅增长，而该政策就出自这些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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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汉武帝将贤良举荐制度变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然而与这种说法矛盾的是，正是在武帝统治期内，通过“荫任”进入官僚集团的官员人数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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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买臣在长安城中忍饥挨饿时，只因为武帝说《春秋》言《楚辞》，博得帝心大悦，骤然就提升为中大夫，由此开始飞黄腾达。[插图]新安令史李寿与圉守卫魏不害两人都是机缘巧合，各自在暴乱中立功而封侯，之后不久又位列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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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以郎吏之职入仕，而郑当时最初的官职是太子舍人。[插图]成为郎吏或太子舍人往往依靠家族特权或靠对政府的捐助。司马迁愤怒地抨击武帝一朝任用商贾与卖官鬻爵之风。他提到，孔仅与东郭咸阳“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插图]。他还称“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插图]。之前并无担任公职记录的富贾之家通过安插族中年轻子弟担任太子舍人或出钱为他们买到下层官位，逐渐渗透入官场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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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6年，他担任御史大夫。他从公元前124年起担任丞相，直至公元前121年死于任上。从低微的博士到出任丞相位极人臣，他仅仅用了7年时间。公孙弘的平步青云与其他丞相的仕宦模式截然不同。而且54年间武帝任命的所有12位丞相中，只有公孙弘被同时代的人认作儒生。他的儒生资格是由他在《春秋》方面的学术专长确定的。在12位武帝朝丞相中，只有公孙弘是通过贤良举荐进入中央朝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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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蔡和田千秋的出身可谓卑微。然而和公孙弘相比，他们的出身又可算高高在上了。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公孙弘曾为薛狱吏，有罪被免，青年时家中贫困只能养猪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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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田千秋的荣显之路让他的同僚们觉得匪夷所思。近70岁的汉武帝因为看到这位高庙寝郎一句话的奏章欣慰感悟，于是将其从一个微末小官提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几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丞相。根据班固的记载，匈奴头领单于闻讯后，轻诋汉庭不用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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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帝末年，有关巫蛊与反叛的传言搅乱了皇位继承，并导致自西汉建立之初就把持朝政的名门望族的覆没。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被一些出身卑微者填补，其中就包括支持恪守儒家经典的官员。儒生们掌握的天人理念能够为霍光的专权与宣帝的即位提供合理依据，而儒生以此将他们的学识转变成了文化声望和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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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后期经学学派的繁盛促使崇尚传统的学者将这一系列师徒传承的脉络投射到西汉初年，这样一种回溯性建构在班固的著作中达到巅峰，却从未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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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传统上被现代学者们认定为“孔子门徒”的“儒”并不一定是孔子的追随者；尽管他们的教育背景相同，生平际遇类似，但他们并未形成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也没有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他们不仅未能携手同心，反而为了获取政治优势互相攻击。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 蔡亮

笔者指出，在77位地位显赫的高官中，司马迁仅仅将其中6人认定为儒生。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是否通晓儒学五经对一个人的仕途影响甚微。

《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 — 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