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ly Murmurs
碎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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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鼓动告密是破坏现有政治秩序和权力结构的有效手段。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已经建立两年，逐渐稳固，而酷吏的边际效用递减，成为统治秩序的包袱，武则天需要恢复正常的秩序。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在这种情况下，朝臣都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每次上朝之前都要跟家人诀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长安醴泉人侯思止，原来是个卖饼的，后来给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恒州刺史裴贞杖责了一个判司，判司指使侯思止诬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最后李元名被流放，裴贞被灭族，侯思止被拔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者授五品官，侯思止不满意，想当御史，武则天就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思止脑袋挺灵光，反驳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獬豸头上长有一角，能分辨善恶，会用角撞奸邪之人）武则天就让他当朝散大夫、侍御史。有一天，武则天要把罚没别人家的房子赏给侯思止，侯思止为了表示自己很忠心，说：“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插图]又获得了武则天的欣赏。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为了指导办案，来俊臣跟万国俊甚至一起编了一本叫《罗织经》的书。这是本数千字的小册子，专门教大家怎么罗织罪名。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酷刑，比如“死猪愁”“求破家”等，抓到犯人，先给他们展示各种刑具，犯人吓得自己诬陷自己。武则天认为他们很忠诚，愈发宠信。天下人则以虎狼视之。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认为，皇权与贵族权的斗争使得皇权要引进新的政治力量。比如，中晚唐时宦官的崛起，他们的权力来自皇帝，是皇权的延伸；又如僧侣，中世纪欧洲的教士识文断字，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恪守独身的原则，切断了跟大家族的联系，而在中国，佛教僧侣在特定情况下也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持者
《隋唐：盛衰的痕迹》 — 孙英刚
按照英国人的记载，他们给刘亚匾的遗孀和孩子送去三百两银——他是无罪的，只不过和商馆发生过交易而已。[插图]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明朝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朝代：只重视农业，对于商业并不感兴趣。明太祖时，为了对付他最大的敌人张士诚[插图]统治过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地，针对这些地区制定了压榨性的农业税。由于农业税过重，这里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农业，改为经商，于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就在这个区域内发展起来了。这并不是政府的本意，而是极权社会的通病：当政府对于某些领域过于重视时，这个领域就会死去，而最发达的经济往往存在于被政府忽视的领域内。海外贸易上也是相同的，由于明朝政府不重视海外贸易，导致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依靠海外贸易起家的巨富。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官员们对此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他们想管，商人、小贩甚至一些官吏也会向葡萄牙人通风报信，让管理无法落实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最后，瓦剌人的首领也先竟然派了一个号称三千人的大型朝贡团前来，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他严格核对人数，发现朝贡团的规模只有宣称的五分之一，便叫人按照实际情况付账。[插图]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大规模的骑兵队伍南下。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于是发生了自己被瓦剌俘虏的“土木堡之变”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厦门湾南端的浯屿和漳州的月港。这些地方都有一定的商业规模和人口，但相对于庞大的陆地帝国而言，它们又是非常边缘化的。葡萄牙人也并不想与帝国对抗，于是双方默契之下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到了贸易季，葡萄牙船只到达时，人们会在港口附近搭起临时性的棚子，各地商人带着货物和货币来这里进行贸易，一旦贸易季结束，他们就把临时性的棚子拆掉，不留下任何痕迹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集权的两个朝代是明朝和清朝，但这两个朝代又是有区别的。清朝时随着密折制度的建立，以及皇帝对于各种事务事无巨细的干预，加上“文字狱”的兴起，使得地方官员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决定权，必须事事上奏皇帝。而明朝虽然在太祖时期实行了严格的政治集权制，但是这种政策带来的危害在太祖朝就已经显现，并在太祖死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之后的皇帝很少拥有完全独裁的权力，这给地方官员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插图]而地方官员为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对过于干扰民间的中央命令采取软性抵制的做法，保证民间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合理运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西方的政治和司法是结果制的，而清朝的政治和司法是过程制的。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据浙江的官员说，广州的商人和官员拿出了二万两白银到京城四下活动，诱导皇帝对浙江加税。皇帝最终授权闽浙总督确定了更高的税率。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中国古代官员的各类贪污陋规，可以参考张宏杰的《中国历代腐败背后的权力与财政》。
这笔交给海关监督的钱，又是一笔灰色收入。需要说明的是，皇帝是知道这笔钱的。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这笔交给海关监督的钱，又是一笔灰色收入。需要说明的是，皇帝是知道这笔钱的。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经纬度丛书）》 — 郭建龙
必烈是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很早就在幕府中网罗了一大批身怀奇能异术、真才实学的人才，包括刘秉忠、李德辉、张文谦、廉希宪、阿里海牙、孟速思、董文炳、董文用、郝经、王鹗、姚枢、窦默等60余人。这些人被称为“潜邸旧侣”，后来在元朝初年的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 — 周思成
译者在译注里说作者原文 stepmother 是继母，写错了，所以改成嫡母。其实作者没写错，英语中没有嫡母的概念，stepmother 的本义是指非自己亲生母亲的父亲妻子，既可以是继母，也可以是嫡母。
嫡母刘氏
《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 — 戴仁柱
查了下原文是ill-fated，翻译成「时运不济」似有不妥，译成「难逃横死」更好些？
才华横溢但时运不济的隋炀帝
《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 — 戴仁柱
游牧民族统计人口与牲畜与汉地不同，统计人口用「帐」，统计牛羊用「谷」。
在9世纪初沙陀人口规模大概有六千到七千帐
《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 — 戴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