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的念

因此一个可能的真相是，昌邑王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确立一定程度的自主，这27天长安暗流涌动。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当初文帝从代地来到长安，当夜就将掌管京城军队和殿中宿卫的官员换成代国旧臣，[插图]周勃、陈平等大臣没有反对。昌邑王可能也想做类似的举措，但遭到了霍光的反击。这似乎是为什么刘贺27天即被废，臣下二百余人全被杀的更好解释。从这一件事上也可看出霍光执政时期在君主权力转移一事上，对史料篡改之泛滥。史家记载下昌邑国臣子“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呼号，似乎是有意为之，为后世留下一点点蛛丝马迹。

《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 — 谭木声

昭帝与霍光合作得很好。如果记载属实的话，昭帝确实少年聪明。当上官桀一党设下计谋，让他下诏收捕霍光时，他能够敏锐地发现其中的漏洞。

《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 — 谭木声

霍光的上位之路毕竟疑云重重，在当时其合法性就不断遭人质疑，权威屡屡被人挑战，地位终日为人觊觎。为了维持弱合法性的地位，霍光必须一面持续加强手中的权力，一面毫不留情地消灭一切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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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写完《武帝纪》，在作为总结的赞里不敢公然批评先帝，只是委婉地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他这番心思被唐人颜师古看出来了，说班固是“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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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朝小官辅政这样可疑的安排破坏了汉家多个延续已久的政治传统：一、武帝在卫子夫死后没有新立皇后，则刘弗陵的身份既非嫡子，又非长子。他以庶少子继位，破坏了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传统。二、霍光领衔辅政，随着他在政治斗争胜利后权力的膨胀，内朝对外朝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越发破坏了西汉时期文官体系在皇帝本人领导下相对独立运作的传统。三、所谓贤臣辅政，破坏了亲疏相制的辅政传统。汉朝政治由此进入破坏既有结构、建立新结构新规则的过程，这一过程虽伴有受控的杀戮、未遂的政变，但幸好是在整个社会没有遭受大动荡的情况下完成的。此后的一段历史被后世称为“昭宣中兴”，既称中兴，可见武帝末年国家实已衰败。霍光从武帝那里继承来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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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即位以来延续至今的内外政治：扰动天下、苛虐人民，盐铁、均输与民争利，漕挽、征戍虚耗天下，刑罚之重已到了“盗马者罪死”的程度。而桑弘羊在辩论中强调“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插图]这些对话清楚地表明除了国力被严重削弱、暂时不能大事出征外，武帝朝的财政和其他内政政策一直延续至此时，这个时候离征和四年（前89年）的所谓泰山“罪己诏”和《轮台诏》，已经过去了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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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家辛德勇则相反，他说：“轮台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是因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受挫所做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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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田千秋眼中的政治现状是“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说明征和二年七月到征和四年六月，两年之间，太子之狱仍然没有结束，牵连广，诛罚多。这哪里能见到武帝有悔意？田千秋劝他适可而止，听听音乐，四处游玩，养养神。放过他人，也放过自己。从武帝的答复来看，他仍然深陷在怨恨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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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攽编排史料时，把巫蛊之祸与武帝一朝政治方针的冲突、转折紧密联系起来，把许多看起来无关的人物与事件排比勾连，揭示武帝与太子的矛盾其实是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背后有刻深求利之吏和宽厚长者两个权力群体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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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内心的想法世人不得而知，不过，此时太子唯一留在世上的孙子刘病已还被关在长安狱中，武帝是知道这一点的，但他直到驾崩之时，也并未释放刘病已，为太子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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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田千秋是奉高庙神灵之意来教导自己，那自然要留下他来辅佐。于是武帝当场拜田千秋为大鸿胪。从几百石的高寝郎，一跃而为九卿之一、秩二千石的大鸿胪，这种超乎寻常的拔擢似乎展现了武帝的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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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举《诗经》中的“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一句，东方朔死前的上书同样也有提及，这更容易让武帝相信这是从庙堂到江湖的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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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君制度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制度安排，既早早地确定了他是皇位唯一的合法继承者，又最不能容忍他对皇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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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接近这件事真相的推论可能是：武帝迷信长生，不愿预先立太子，到临终之际，出于身体原因，或是遇上马何罗兵变这样的外部突发事件，又或是二者的叠加，未必还有从容立太子的机会，就此撒手尘寰。他突然去世后，刘弗陵以孤幼之身居于宫中，外朝耆宿重臣不存，难免激起霍光等中朝官员的野心，他们遂乘乱假称遗诏，拥立幼帝，自称辅政。外朝丞相不过是田千秋这样的二流货色，无可奈何。所以近代史家吕思勉先生也说：“然则昭帝之立，果武帝意与否，信不可知矣。”[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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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忽本是霍氏自己人，他说这句话不是敌对者的抹黑，很可能是权贵子弟不懂事，炫耀宫中秘辛而已。这句话可以作为第一手证据，揭示以上猜测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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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忽是卫尉王莽之子，王莽是霍光的亲信，刘旦谋反时称“独患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插图]可见王莽与霍光关系之亲密，也能说明其军事才能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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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王刘髆明确记载死于后元二年一月，死因不明。似乎可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或许武帝一月杀昌邑王在先，李氏残余势力为了自保，掀起武装政变；或许武帝在朝会之后身体出现大问题，行将离世，李氏残余势力想用武装政变来拥立昌邑王，事败，连累昌邑王一并被杀。

《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 — 谭木声

除了辅政名单的混乱，还可以证明原始档案被不断篡改的证据，是霍光受封大将军的时间也不一致。

《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 — 谭木声

上述各份记载提供了四份不同的托孤名单：一、霍光（《昭帝纪》）；二、霍光、金日磾（《金日磾传》）；三、霍光、金日磾、桑弘羊、上官桀（《霍光传》）；四、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车千秋传》）。除霍光以外，受诏者的人数和姓名在不同的记载中变动不定，显然可见它们是出自不同来源。这些材料互相矛盾，则透露出它们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被多次篡改，以致互相不能呼应，给后世留下了痕迹。

《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 — 谭木声

武帝是否真有托孤一举？到底托给谁？看似不存在问题的事，仔细核对史料，竟然有四种名单。

《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 — 谭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