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的念

努尔哈赤作常远状：看人真准！

虽然在他任上两年中，努尔哈赤仍然对朝廷颇为恭顺，但在熊廷弼看来，这些都是努尔哈赤狡诈的表现。他对此人似乎有一种执念，认定此人亡大明之心不死。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 唐元鹏

万历真的是抠到家了，一看不要自己掏钱就推广，但凡要自己花钱的就装死已读不回。

万历再度喜出望外，连忙下旨明确要将经营常平仓引为常例，以后接管官员必须照例奏报，并且记入考核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 唐元鹏

巡按的职责非同小可，集监察、情报、粮饷、民事于一身，有时候甚至还可以插手军务，因此巡按品级不高却有“小巡抚”之名。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 唐元鹏

乾隆不仅越来越多地使用传教士，还像康熙一样把传教士召入了他的内务府。一些文件显示，传教士又开始找内务府，而不是朝廷部门来处理他们在北京生活上的具体问题。[14]现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1760年代后，乾隆又像康熙一样，命令两广总督选送有技术的西洋人到北京。而且1778年以后，乾隆还几次问询沿海官员为什么没有有技术的西洋人前来。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事实证明，这个担忧多虑了。

康熙末年的传教士也证明了金尼阁的判断。当时传教士真正头痛的问题是中国人学得太快了，他们担心以后没有科学知识继续教给中国。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对德里格个人来说，他在康熙晚年最大的收获是做过雍正的音乐老师，而且一直和雍正保有私交。因为有这个私交，雍正一上台就把德里格从软禁中释放了，而且还任用他来负责接待雍正朝所有来华西洋使团。也是在雍正上台这一年，德里格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在北京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教堂，这样他终于能从耶稣会神父的教堂里独立出来。他建立的教堂在北京称为西堂，在现在西直门内大街上。德里格的例子就最直观地说明了和皇帝登位前的私交对传教士来说是何等地重要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所以雍和宫后来成了著名的Lama Temple。

雍正不是大众认知中一般烧香拜佛的佛教信徒，而是一个闭关打坐的修行者，而且达到了佛教内部都认可的一流境界。可以这样说，他和普通佛教信徒的差别，就像一个偶尔打打乒乓的人和国家队一线球员的差别。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福安知县巡查，整个福安县有多处新修教堂。一个小小县城，就有15座之多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研究雍正皇帝的学者黄培就提出，康熙最中意的皇子是皇三子，因为根据已知康熙晚年的满汉奏折来看，康熙联系最频繁、交办事务最多的皇子就是皇三子。[7]后来雍正登位以后，第一年就把皇三子放逐去为康熙守陵，这也反映出雍正对皇三子的忌惮。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传教士也没有特别花过功夫去接近雍正，双方尽管没有矛盾，但也没有特别的关系。前章讲到，传教士在康熙朝受到的厚待得益于他们和康熙之间的关系，那么雍正朝他们受到的冷遇，也是他们和雍正关系的体现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传教士作为康熙内务府的一部分，与康熙其他近身奴才遭遇基本一样，都被逐出了宫，不再属于内务府。据马国贤神父回忆录所记，雍正元年管理内务府的是康熙的十七皇子，他把神父们召集到一起，通知他们以后就不再归内务府管，也不算内务府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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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的思维中，信仰是一个双向选择，信徒如果愿意遵从儒家的规则，那么他可以选择不信天主教。反过来，如果他们选择了相信天主教，就应该遵守天主教的教规。这一点是教皇给康熙写的信中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教皇反问“我们听说对其他宗教的信徒你们并不要求什么，也不过问他们是否遵守中国的礼仪习俗”，潜台词就是，您何必为难我们呢？这些道理康熙其实都明白，他参与天主教内部的争论并不是要坚持什么理论，而只是为了支持耶稣会神父，因为他们是他内务府的人，相当于自己的包衣奴才。按照满人传统，主子维护奴才，是不讲道理的。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葡萄牙国王为了中国礼仪之争的事，几次派人到罗马规劝教皇。这些康熙是知道的，所以他专门准备了赠送葡萄牙国王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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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嘉乐拿出通融条款之前，康熙在谈判中的文字，以及给教皇禁约下的批注，处处透着他的威严和愤怒。但有意思的是，他收到嘉乐通融条款三天后，态度又变得和蔼可亲，气全都消了。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康熙还说到了《圣经》中的洪水和诺亚方舟，他说那时候中国记录中也是洪水滔天（可能说的是大禹治水时代）。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康熙还提到了瑞典，说一个瑞典小国，怎么让俄罗斯如此头疼。康熙提到出海和瑞典，是话中有话，一是显示他有渠道知道俄罗斯在欧洲最西面的战况；二是和瑞典的战争在当时是俄罗斯和彼得大帝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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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年，得知在欧洲大学做过数学教授的戴进贤神父（Ignatius Kgler，1680-1746）到达了北京，康熙让他的三儿子去试探对方是否有真才实学，同时让三皇子特别问问欧洲有没有找出新的简洁的数学方法来获取平方根和立方根。懂数学的人都知道，平方根和立方根求解是有一定难度的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多罗收到这份声明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康熙也没有继续纠结中国礼仪这件事，第二天就出京打猎了。在打猎的途中，还下旨让留在宫中的奴才赫世亨去问多罗，还有没有上次进献过的巧克力和多余的西药，有的话，让他在走之前，再进献一些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派身边的亲信和亲近奴才出使，是满蒙的老传统，这和汉人传统中派有身份的官员出使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康熙强调白晋是他“御前”之人这一点，而白晋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官职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康熙从头到尾都没有把多罗使团当成外交使团，也没有通过任何朝廷部门来接待他们。康熙选用的是私人家庭会见的形式来和多罗使团见面，选用这种方式是基于他和传教士的关系。因为多罗是耶稣会传教士想要康熙接待的人，而耶稣会神父又是他内务府门下之人，所以作为一家之主的康熙接待多罗就像他其他奴才的亲戚来了，他用家庭方式接待是一样的。由于是家庭会见形式，接待多罗使团前后的全部安排都是内务府包办的，整个过程没有朝廷官僚系统的任何部门参与。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