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的念

称康熙为“主”的，都是康熙的奴才。比如在曹寅的奏折中一般不称“圣上”，而是称“圣主”或者“主上”等。而康熙也以主子自称，一次给曹寅儿子的回复中，让他把听到的地方上的笑话也向他汇报，说让“老主子笑笑也好”。[42]当然，和曹寅父子一样，处于主奴关系中的传教士，也享受着各种主奴关系下的特权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孙立天

内务府还有自己的军队，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整个内务府大概有五千名士兵，外加五千个文职。[13]由于其各项职能完备，而且还可以独立运作于整个国家官僚系统之外，一些学者直接称内务府是皇帝“私家官僚系统”和“私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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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满人大臣都乐意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而不是像汉人大臣那样自称为“臣”。到后来，自称“奴才”演变成了旗人的特权，而汉臣不允许自称为“奴才”。[25]另外，现代德语中经常用来打招呼的“servus”，在拉丁语中就是奴隶的意思。意大利语中现在用来打招呼的“Ciao”，是威尼斯方言中奴隶用来和主人打招呼的专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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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认为年羹尧没有像其父兄一样对他自称奴才，有违满人传统。因而警告年羹尧不要以为自己是“封疆大臣”，就把他这个满人主奴关系中的主子不放在眼里。雍正首先承认年羹尧是康熙的大臣，和康熙是君臣关系，但雍正强调年羹尧在满人内部最根本的身份还是奴才。雍正要年羹尧牢记他的出身，强调他是雍正门下之人，要他忠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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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鳌拜时期，为了避免明代宦官专权再次发生，清朝裁撤了宫内太监机构，把太监并入内务府中，由内务府管理。后来清宫历史、小说等提到太监就会提到内务府，就是这个原因。但需要强调的是，管理太监并不是内务府的主业，其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帝的包衣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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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索额图和佟国纲是清朝谈判代表，但其实两位神父才是谈判的实际代表。他们二人不是翻译，因为大部分谈判时间索额图和佟国纲都没有出席，是二位传教士直接去俄罗斯代表处，用拉丁文和俄罗斯代表谈判的。最后拟定的条约总共七条，主要在四个方面达成一致。条约的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同时有满文和俄文的版本。条约汉文版本是鸦片战争以后才翻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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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大臣在朝廷制度下是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大臣按照皇帝制定或说认定的规章制度办事，那么皇帝就必须要尊重大臣按章行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称明朝皇帝是体制运作中的一个部件（instrument），就是这个意思。[65]清朝皇帝在继承明代的朝廷制度以后，也经常感到制度对他们个人权力的限制。而康熙和后来的雍正面对这种限制，想到的办法不是改革朝廷制度来加强皇权，而是绕开朝廷制度来私下办理。这是本书后面会涉及的内容。比如康熙后来接待一些外国使团，就直接绕开了礼部和理藩院这些朝廷部门，而安排他的内务府来承办，以此来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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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传统政治来说，能够近距离接触皇帝就是特权。这个特权其实有一个不是官职但又有很重分量的头衔：“御前行走”。比这个差一点的是“内廷行走”，再差一点的是“乾清门行走”。这几个“行走”在政治上的不同分量，就是根据距离皇帝的远近来区分的。南怀仁与康熙的接触已经超过了“御前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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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史家相信南怀仁确实做出了蒸汽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南怀仁背后有强大的大清工部支持。这个蒸汽车能做出来，除了构想以外，对铁艺和木艺两方面都有很高要求。当时的工部是世界上少有的能在两方面都给予南怀仁支持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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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还在北京制造出了世界最早的四轮蒸汽推动的可以控制方向的汽车。车身动力来自于车身中间架起的一个炭盆烧出的蒸汽。南怀仁把他制作汽车每一个部分用的材料、制作步骤都详细记录下来，让人带回欧洲，并在1687年出版。[55]南怀仁没有具体记录车是哪一年制造完成的，但根据他书中所写的其他时间推算，应该是在167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比牛顿1688年提出的蒸汽车构想要早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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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康熙朝大小炮共造了905门，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南怀仁造的。[53]鸦片战争后，入华的欧洲人发现南怀仁造的大炮做工精致，图案雕刻有文物价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欧洲国家专门找到已经废弃的南怀仁大炮，把他们运回欧洲当文物。现在在罗马、柏林、伦敦、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地博物馆都有专门收藏南怀仁造的大炮，他的名字就刻在炮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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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驻扎北京的，满语学习也都排在了汉语学习之前。从此以后，传教士和汉人士大夫的往来大大减少。很多史书中都注意到了这一转变，但大都认为这是文人士大夫在清朝以后渐渐对传教士的西方学问失去了兴趣。[59]其实不然，不是文人士子口味变了，而是传教士不再热衷于结交文人士子了，毕竟传教士是来华传教的，不是来推介西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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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纲上线也是其来有自。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技术细节上的解释，会被杨光先抓住把柄，上升到谋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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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汤若望和汉官一起打的这套组合拳中，明显能看到，在朝廷争论中，汤若望要是从天象方面加入他的解释，偏向汉官，那么满蒙官员就很难有胜算。尽管在我们后人眼中，汤若望是欧洲来的天主教神父，但是在当时的朝堂中，朝廷官员并不这样看待汤若望。汤若望会说汉语、写汉语，观测后引据的经典也全是汉人的书。在朝堂政治中，对于满蒙官员来说，汤若望不折不扣是汉官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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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作为钦天监监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技术官员，一个边缘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在满蒙大臣眼中更接近他们认知中的巫师。顺治朝廷中，汉人官员和满蒙官员，由于政治传统和观念不同，有很多分歧。汤若望介入他们的争斗，站在汉人官员一边，让满蒙官员很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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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鄂氏本来是已经结了婚的，进宫来服侍孝庄皇太后时被顺治看上。因为这事，孝庄废止了命妇入宫的制度。后来董鄂氏的丈夫去世，顺治就把董鄂氏娶进了宫。满人有游牧民族传统，娶丧夫之妇，甚至娶兄弟或侄子的遗孀，并不是什么禁忌，后来很多讲究其实是满人汉化以后形成的。汤若望还记载，顺治和董鄂妃原来的丈夫还有过面对面的冲突，冲突中，顺治还打过那人一个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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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教士好念经。

在奏疏中，汤若望先说明代建的皇宫如何选址精妙，讲了一堆风水理论，大意就是明代皇宫上合天文，下顺地利，然后结论话锋一转说：“今新建基址，乃龙脉之余气。”就是新址风水选位上不行。说完风水不好，汤若望接着讲占卜，结论是：“兹若建城，恐蹈前占，未可轻举。”最后结尾还加了一句：“事关重大，臣不敢缄默。”汤若望这样把风水、占卜的招数都使出来后，多尔衮也招架不住了，把汤若望召进宫，让他当面细讲。多尔衮听完后也只好说：“你说的是，主意定了，不作了，该你说的。”[33]就这样，一代枭雄多尔衮精心筹划的新皇宫建设计划就终止了。汤若望这份上奏不是密陈，是从公开的朝廷渠道一步步递上去的，也就是说，是当时朝堂大臣都知道的。汤若望在这样的大事上都说得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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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标准很直接，你能做到自己宗教宣扬的清规戒律，就值得尊重褒奖。当时士人评判佛教、道教、回教信徒基本都是这个标准。甚至对犹太教，士人也是这个标准。清初开封大水后，那里住的犹太人重修犹太教堂，当时进士给他们写的汉字碑文，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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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狱始于1664年，是辅政大臣执政的第四年。从大环境上看，案子发生在辅政大臣打压汉官汉制的大背景下。就连礼部上奏建议给康熙皇帝开蒙，让他学习汉字，辅政大臣都不批准。康熙只能私下从身边的太监那里学习一点简单的汉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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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政大臣重整了宫中的管理，裁撤了太监的很多部门，把太监放到了满人控制的内务府之中，废除了太监的权力。这样终于终结了长期困扰历代政治的宦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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